引言：这次将视线拓宽：不再只盯着调查方法本身，而是聚焦于一个完整的舞弊案件——从线索进来，到调查退出，整个过程应当如何把控？
归结起来是两件事：流程控制与结果预估。前者，是如何以尽可能合理的成本取得最佳的处置结果；后者，是在调查推进过程中把握调查人员自身与决策层的预期，及时作出判断。
据此，舞弊个案的全流程管控可归纳为「2345」框架——两个线索来源、三个评估标准、四个备选方案、五种退出走向，最终指向标准化地做对个案决策：该不该查、能不能查、怎么查、查到哪、可能查到什么。本篇先就前两个问题“两个线索来源、三个评估标准”进行探讨。
（本文由冯禾坤律师在第八届企业内控与反舞弊行业论坛「舞弊调查的大局观（二）：反舞弊专项调查的准入、退出及方案选择」主题分享转化而成）
一、线索从何而来：两大线索来源
调查决策的第一步，是厘清舞弊线索的信息来源。按渠道划分，常见线索可归入外部输入与内部巡查两大类。
（一）外部输入
外部输入，是指调查人员以外、企业可以从外部掌握的信息，实践中主要有三种形式。
其一，具名或匿名举报。设有专门举报系统或举报邮箱的企业，往往沉淀了大量举报记录，这是最常见的线索来源。
其二，投诉或商业纠纷处理过程中暴露的异常信息。此类线索较为隐蔽，有赖于调查人员从商业异常中加以识别。
例如，某终端客户与A公司长期合作后突然终止合作，一段时间后又以产品质量问题为由向该公司提出索赔，而该公司并未向其提供过任何产品。交易对象与交易事实之间的这一矛盾提示，可能存在人员冒用A公司名义承接交易。经查，确有员工以税务处理、客户管理为由，设立由其控制的中间公司，低价向A公司采购后再按市场价格转售给终端客户；客户始终认为交易相对方为A公司，故在出现问题后向A公司投诉。
可见，投诉与商业纠纷处理过程中出现的异常，同样可能成为舞弊线索的重要来源，其识别能力直接取决于调查人员对业务流向的熟悉程度。
其三，行业内的舆情或传言。与举报「就要把事情捅出来、让公司查」的明确意图不同，传言多流转于从业者的日常交流之中，例如「要进入这家公司的供应商库的“门槛费”“介绍费”是30万」之类。这类信息更为模糊、更需核实，但同样构成外部输入的一种形式。
（二）内部巡查
内部巡查是内控、合规职能的日常工作成果。例如，日常合规巡查中发现关联方公司进入了供应商库；专项业务审计中发现工程已经结束、却仍持续发生签证与付款，且付款缘由存疑；较为成熟的离任审计，也可能从中发现不合理或明显异常的痕迹。
线索形式多样、真假混杂，既不能照单全收，也不宜一概不理。如何评估一条线索的价值，就涉及到舞弊调查的「准入」问题。
二、调查准入：三个评估标准
准入评估可拆解为可信度、可行性、影响力三个标准，分别回答三个问题：值不值得查、有没有条件查、能不能查。
（一）可信度：值不值得查
一条信息若本身不可信，调查价值随之下降，亦无投入高成本的必要。可信度可从四个维度交叉验证。
第一，信息来源。实名优于匿名——具名举报相当于举报人以自身信用担保所反映的问题成立；内部信息通常较外部信息更为精准，外部信息往往鱼龙混杂。此外，还需判断是否存在报复或竞争动机：公司内部两个部门或团队争夺业绩时，互放「烟雾弹」、指称对方存在问题的情况并不罕见。此时舞弊未必不存在，但这条线索本身值不值得高度信任，即构成一个独立的判断。
第二，细节描述。时间、地点、金额、人名、交易对手是否具体、可核验。真正了解舞弊过程的人，能够清楚说明「在什么时间点、给了多少钱」；细节描述越精准，线索越值得启动调查。但由于举报人不一定理解该问题，所以合规人员需要进行必要的引导。
第三，逻辑自洽。所述情节应当符合业务流程与舞弊的一般规律。逻辑判断是否自洽，须结合行业特征与公司管理制度：毛利10%的行业中，1%~2%的行贿比例尚属合理；毛利50%的行业，拿出20%~30%作为成本亦属正常。这要求调查人员对公司、对行业均有深度了解。
第四，历史一致性。关键在于从不同来源交叉验证。一段时间内针对同一事项反复出现的匿名举报，很可能出自同一来源——重复次数再多，亦不增加可信度；但若不同供应商、不同渠道均指向同一员工，内部审查又证实其业务确实存在问题，可信度将大幅提升。
（二）可行性：有没有条件查
线索值得查，不代表有条件查。此时需要回答的问题是：创造条件，还是就此放弃。可行性可从四个条件评估，缺一不可。
第一，保密条件。保密程度取决于知情范围：举报仅进入合规邮箱、仅合规人员知悉，信息尚可封锁；一经多位业务负责人经手，信息便可能外泄——各负责人管理风格不同，信息未必能够完全封锁；已在公司内部广泛流传的事项，则基本不存在保密空间。保密度越高，可查条件越好。
（关于保密调查阶段与人员合规访谈的具体操作，汪银平律师在同场论坛的专题分享《企业内部访谈实战案例剖析和分享》将另行成文，于本栏目后续发布，敬请期待）
第二，调查素材。舞弊调查通常沿行为与资金两条线展开：资金信息掌握在财务部门，行为信息掌握在业务部门。合规人员是否有权限调取业务与财务资料，且不惊动业务操作人员？是否有信得过的人员执行调取？公司是否能够合法合理地取得相关电子数据？只有取得调查素材，才能收集证据；有了证据，才谈得上访谈与处理，进而决定后续可供选择的退出路径。
第三，人员配置。既包括是否具备承办此类事项的专业能力（自有团队或外部专业反舞弊团队），也包括内部其他部门能否调动，流入前述提到的业务部门、财务部门、人事部门、IT部门等，直接影响案件调查的可行程度。
第四，管辖考量。同一事实，不同司法机关的受理与处理可能完全不同，需要根据当地司法机关的处理方式配合推进。
（三）影响力：能不能查
影响力标准从公司管理与价值取向出发，在某些情形下具有一票否决的性质，包含三个角度。
其一，岗位级别。调查一位公司副总，其掌握的信息甚至多于合规人员，汇报层级可能需要经由被调查对象；一旦出问题，对整个业务链条的影响也更大。
其二，业务影响。业务能力越强的人员，反而越容易出问题——其在公司中可能认为自己未获得相应回报。当核心骨干涉及核心业务时，公司需要评估：立即处理是否会造成更大损失？
以实务中一起案件为例：某公司自总监至经理层级均存在舞弊问题，若即时处理，相关部门将陷入空缺，影响正常生产经营。对此，处置方案选择业务淡季再行处理，并在等待期内安排替补人员逐步适应岗位，以保证工作交接的完整性、避免经营受到冲击。
可见，影响力评估不仅回答「能不能查」，同时涉及「什么时候查」的判断。
其三，声誉影响。声誉因素基本不影响「查不查」——调查会在行业内引起波澜，但纵容舞弊的代价更大；它真正影响的是调查最终以何种方式退出：走刑事、打民事诉讼，还是内部协商了结。
三个标准确立之后，一条线索该不该准入、值不值得投入，便有了判断依据，调查随即进入方案选择阶段。
结语：「2345」归一
所谓标准化，就是指调查人员对舞弊的各个阶段、各种结果均有丰富经验，有评价的标准、有参考的基准，有迹可循、有章可循，使不同特点的案件各自归入便于正确决策的路径。
两个来源、三个评估标准，最终归结为标准化地做对个案决策：该不该查和能不能查。其中，该不该查对应可信度；能不能查对应可行性与影响力。
而怎么查、查到哪对应的四种方案，可能查到什么对应的五种预期结果，我们将在后续文章中分享，欢迎持续关注。
星瀚反舞弊业务介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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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仅立足于多年司法实践和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实务适用，舞弊犯罪及其司法审判情况出版了《企业员工舞弊案件司法实务指引（刑法篇）》、《企业员工舞弊案件司法实务指引（民法篇、行政法篇）》、《企业内控与反舞弊数据报告（2018-2022年度）》，作为理论实务参考；并发布了「CCAC 反舞弊与内控合规」小程序聚合舞弊案件调查经验、舞弊相关法律知识、企业内控与反舞弊制度体系搭建、行业咨询与生态资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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