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舞弊调查的进与退:方案如何选定、路径如何收束?|内控与反舞弊

2026-11-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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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:此次我们聚焦准入之后的环节,对调查的推进与收尾进行梳理:一方面,以可信度与可行性为坐标,将备选方案归纳为四种,回答「怎么查」;另一方面,对调查的五条退出路径逐一预判,回答「查到哪、可能查到什么」。


至此,「2345」框架的后两环补齐,舞弊个案全流程管控的路线图得以完整。


(本文由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「冯禾坤律师」在第八届企业内控与反舞弊行业论坛中的主题分享「舞弊调查的大局观(二):反舞弊专项调查的准入、退出及方案选择」转化而成)


一、四象限框架下,方案如何择定?

备选方案的上限是四个:静默攻坚、查缺补漏、权衡验证、最小干预。


之所以是四个,是因为可信度与可行性均有高低之分,可以作为坐标轴;而影响力具有一票否决的性质,不宜纳入矩阵,更适合作为案外因素,在方案选择时作最终斟酌。


以可信度为纵轴、可行性为横轴,四个象限对应四种方案:

·可信度高 × 可行性高 → 静默攻坚(条件最优,后续留有刑事诉讼的空间)

·可信度高 × 可行性低 → 查缺补漏(明知很可能有问题却无从下手,最棘手的情形)

·可信度低 × 可行性高 → 权衡验证(以更低成本试探、验证可信度)

·可信度低 × 可行性低 → 最小干预(线索价值较低,行动须有边界)


(一)PLAN A|静默攻坚:

条件齐备,何以仍须证据先行?


此为条件最优的情形,核心在于「静默」——静默推进、不打草惊蛇,将知情范围控制在最小。关联关系调查、电子取证与书证梳理可以同步推进,先将事实完整查清,再决定处置方式。


实践中常有这样一种误区:调查人员拿到优质线索后,倾向于立即移送公安机关,希望借助刑事案件快速处理。然而,一旦进入刑事流程,便须遵循其固有周期:受理初查后,须在法定期限内决定是否立案;不予立案的,后续再进入司法程序难度极大。即便立案,若长时间没有进展,也不利于案件的正常推进。


因此,正确的顺序是证据先行:在尚未进入司法程序时,将证据材料完整固定。如此,无论最终选择刑事、协商还是民事路径,均有充分的证据支撑,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此时,人员合规访谈的位置也随之变化——它不再是获取证据的重要步骤,而是后置的「收尾」环节:待事实查清之后,再与被调查对象协商处理方案、确认其对事实与处理结果是否认可。


(二)PLAN B|查缺补漏:

查证条件欠缺,何以破局?


此为最棘手的情形:被调查对象极可能存在问题,却缺乏查证条件——不查,有被其蒙蔽之感;查,又恐难有结果。「查缺补漏」的要义,是先查明可行性短板所在,缺什么补什么,目标是拉回 PLAN A 的条件。


保密不足而素材尚好的,重点是提升保密程度。可释放「烟雾弹」,对外传递「此事已内部处理完毕」的信号,以降低涉事人员的警觉。调取材料也要讲究方式:需要人事信息时,不单独索取某一人档案,而以合理理由将整个部门、小组的材料一并调取;需要业务材料时,以「项目专项审计」等合适名义,把相关材料与无关材料、有问题与没问题的材料一并取得——以批量与合理理由稀释针对性,暴露风险便相对降低。


人员配置不足的,没有专业调查团队的,可引入外部专业反舞弊团队协同办理;内部其他部门配合度较低的,可委托关系良好的业务部门或采购部门代为调取材料再行转交——合规人员直接出面调取材料,本身即可能引起警觉,改由其他部门代为调取更为稳妥。


素材缺失的,最为棘手。可选路径有二:一是以保密换配合,即掌握部分线索后直接约谈,以现有线索换取对方配合、争取投案自首的从宽结果——该方式可能直接见效,但风险较大;二是持续关注、等待线索自然浮现。从行为规律看,舞弊行为具有惯性,行为人往往持续实施、越陷越深,暴露只是时间问题。


实务中一例可供说明:某采购人员涉嫌通过其控制的中间公司赚取采购差价,第一轮评估显示保密度良好,但书证、电子数据等调查素材均不具备,可信度虽高而无从下手。对此,调查方案转为持续关注其业务板块,通过压缩采购价格不断抬升其舞弊成本。大半年后,其中间公司难以为继,该员工将实际控制的公司直接引入交易、自行浮出水面,后续通过电子取证、关联关系调查等,案件最终处理完毕。


(三)PLAN C|权衡验证:

可信度存疑,投入边界如何核定?


针对可信度较低而可行性较高的线索,核心是成本预估:愿意投入多少成本验证这条信息、验证到什么程度,需要结合事项影响力判断。若事项影响力较大、公司希望核查细致,关联关系调查与电子取证可以并行;若仅为排除怀疑,一次简单的关联关系调查即可收尾。


若验证后发现确实可能存在较大的舞弊问题,案件即升级为高可信度情形,按静默攻坚正常推进。


(四)PLAN D|最小干预:

线索价值有限,行动限度如何划定?


此类线索一般价值较低:可信度低的情形,则意味着真实性存疑,容易误伤。可行性低,则意味着没有抓手,容易扑空。此时行动应有边界,内部核查一下关联关系、形成结论即可,不扩大战线。若事项影响轻微,也可以直接约谈被调查对象、快速澄清、及时了结,但一般不建议如此处理,因为万一确有问题,即彻底打草惊蛇,作有边界的备案更为稳妥。


此外,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的代价:一位高度忠诚于公司的员工,若突然遭受合规调查,心态可能从信任转为疏离,甚至萌生去意;若其为核心人才,损失将很大。


二、调查退出:调查完成后,以何种路径收束?

所有调查的终点都不是「查完」,而是选择合适的路径退出,不同路径对应不同的证据要求与管理目标。


其一,刑事诉讼流程,适用于条件较好的案件。材料准备完毕后,评估后再决定是否追究。公司同时需要权衡影响力:顾忌判决上网影响声誉的,可能不选此路;希望树立典范、发挥警示作用的,则会选择刑事路径。


其二,劳动人事处理,更侧重于人。直接解除劳动合同存在劳动纠纷风险;通过人员合规访谈,一方面可促使员工知难而退、自行离职,另一方面也可能在协商过程中促成员工对公司作出赔偿。


其三,民事诉讼追偿。实践中更为常见的情形是前两条路径走不通、谈不拢,再依据已掌握的证据在民事上追偿。


其四,行政违法举报。例如,串通投标的数额虽未达刑事标准、但构成行政违法的,可向有管辖权的监管机关举报,至少在行政层面留下记录;对重要招投标而言,不良记录足以使其无法参与,限制作用不小。


其五,无违法违规问题。查无实据的及时结案,消除对相关人员的影响——没有舞弊,始终是最好的结果。


需要强调的是,五条路径可以组合使用、同步推进、择优而行。更关键的是:五种走向虽然位于流程末端,但在评估与方案选择阶段就应当预先作出判断——先对结果形成预期,才能在前端完成预期管控:既管理自身预期,也管理决策层预期,避免启动调查时预期过高、最终难以交代。


结语

至此,两个线索来源、三个评估标准、四个备选方案、五条退出路径的「2345归一」框架完整落地,舞弊个案的全流程管控有迹可循、有章可循。


回到舞弊案件本身:涉事人员因贪念而误入歧途、公司因舞弊行为遭受损失、以及涉事人员的家人所遭遇的不幸……太多的悲剧导致很多时候没有胜诉与成功可言。舞弊调查所能实现的,从来不是「赢」,而是阻止悲剧的发生和扩大。


正因如此,最理想的状态始终是在制度与管理层面尽可能避免、减少舞弊的发生;而当舞弊已经发生,放纵只会让悲剧继续扩大,及时揭开、依法处置同样必要。与舞弊对抗,实质上就是与悲剧对抗:通过标准化的准入评估、方案选择与退出安排,可以让悲剧的结局走向不同的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