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里最近在讨论法律科技产品的搭建及协作方式。摆在面前有两条路径：一条是我们熟悉的，由需求端的律师与产品、技术同事一起，参照以往的需求文档，从零开始逐步迭代；另一条是新近被提出来的，虽然这种机会客观存在了很久——直接找一个现成的开源项目，大家一起上手体验，在真实的使用中找到需求增量和个性化的部分，再做修改。讨论的目的是判断哪条路径效率更高，沟通成本更低。

但讨论的过程中，我的注意力渐渐偏离了议题本身，停在了一个更基础的疑惑上——真的有那么多开源项目，可以随便拿来用吗？以及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，愿意把自己打磨许久的成果公开出来，任人取用？

即便考虑到 AI 编程已经大幅降低了开发成本，这个疑惑也没有因此消散。有意义的代码产出的成本或许降低了，但“公开”这个选择并不随之变得便宜：公开意味着放弃对成果的控制，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检视、复制、批评，甚至拿去商用。而法律从业者的职业本能，恰恰是对权利归属保持敏感。权利人是谁，许可范围多大，责任如何分配，是在价值被直观感受前就应当厘清的事。

而这个思路，在面对“开源”二字时变得鸦雀无声。回头看，我们前几篇文章向读者推荐过的 OCR工具、脚本，其实都是这样的存在：免费，开源，任人取用，因此在推荐时不曾犹豫。

早期我的感知是：两种风格而已。后来慢慢觉得，它更接近两种行业哲学的分野：一个以确权为起点，一个以开放为默认。这种分野从何而来？代码世界为什么偏偏长出了“默认公开”的传统？这个免费的世界，又是否真的没有代价？本文顺着这些疑问，记录了一些追下去的收获。

一、从一起反垄断案说起

技术圈的叙事，尤其涉及融资、创业等等，通常起源于理想主义。而寻找开源精神的起点时，我却看到了一个法律人熟知的语境。

1969 年，美国贝尔实验室内的开发者们，为方便内部办公，做出了一个自用操作系统—— Unix。按照今天的商业逻辑，此类系统，如果可以在一定的组织内进行推广和使用，就可以作为商业成果“锁起来”出售。但是，早在1949 年，美国司法部就起诉了贝尔实验室的母公司 AT&T 电信垄断，直到 1956 年双方达成庭外和解。和解的代价是：此后，AT&T 只能从事公共电信承运业务，禁止进入计算机、软件销售、数据处理等任何其他商业领域。这也意味着， Unix 系统不能用于商业变现。

于是，开发团队们以极低工本费（仅收取磁带介质费），近乎无偿地将 Unix 连同源码一起向高校、科研机构、非营利团体发放。伯克利的研究生们拿到代码，阅读它，修改它，发展出自己的版本，再把改进回馈给社区。于是，一整代程序员在这样的环境里完成启蒙。

1984 年，AT&T 被拆分，禁令随之解除。它做的第一件事，是把 Unix 重新变回商品：源代码上锁，按许可证收费。又过了几年，AT&T 旗下公司把此前拿到 Unix 源码并进行转化和开发的人们告上法庭，主张对方侵犯了 Unix 的权利；同时，所有 Unix 二创出来的好用系统也被勒令停用。正是在这段真空期里，一个芬兰大学生因为找不到好用的免费系统，自己动手写了一个内核，发在论坛上，说这只是一个爱好。他叫林纳斯·托瓦兹，那个爱好叫 Linux，是一套“免费使用和自由传播的类Unix操作系统”。今天，全世界绝大多数服务器和每一部安卓手机，都运行在它之上。

重读这段历史，会发现如果没有那份反垄断协议，就不会有 Unix 的自由流通。没有那场几乎禁止二创的诉讼，就可能没有 Linux 的诞生。似乎“开源”的节奏，其实是从法律行业传递来的。

二、代码世界得以持续开源的三层土壤

人类的知识共同体并不只有程序员，数学家、医生、建筑师都有共享的传统，法律的知识体系本身也是面向所有“来访者”的。但好像只有程序员们把开源当成了行业的默认，并几乎开源了所有的基础设施。

法律行业为什么不那么“开源”，有一种常见的解释，认为是法域差异和意识形态隔阂造成了封闭，我看来不充分。同一法域之内的律师之间，触碰到案件实质的文书模板、合同模版同样不公开，除非是最紧密的同团队内。

我的理解是，共享之所以在代码世界成为默认设置，依赖三层土壤，缺一不可。

第一层，是构成认知基础的语言。代码或许是全人类第一门真正通用的语言，像 C 语言是实打实地无国界，无需翻译，也没有歧义（音乐和艺术可能也是，但理解和诠释会有偏差）。人类并非没有设计过共同语言，世界语推行了一百多年，使用者始终有限。问题可能出在世界语没有唯一的读者。

第二层土壤，就是第一层的专属读者，即机器本身。代码写错，编译器是可以当场报错的；程序存在缺陷，运行会直接失败。因此，一段来自陌生人的代码无需任何机构背书，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亲手检验它。这意味着代码的价值可以被客观验证，信任因此得以脱离熟人社会、脱离机构、脱离国界。而法律论证无法自主运行，它的有效性只能由人判断，而判断依赖制度、判例与职业共同体的语境，所以法律知识很难脱离语境独立取信。

第三层土壤有点玄乎，我认为是博弈的结构。代码大多是基础设施，你修好的路我也可以走，协作是正和游戏，开源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。而法律技艺基本会存在对抗性的走向：我的条款设计得越周密，就越能为我的当事人在后续谈判中争取到优势；我的诉讼策略越独到，就意味着对方当事人的处境更被动。在零和的场合里谈开源接近于让渡出最有杀伤性的武器。

所以，有了共同语言、客观裁判和协作结构，才集齐三层土壤，随后，开源才算是一种美德，并沉降为一种默认设置。

三、法律行业真的没有开源精神吗？

需要先承认的是，法律人并非没有共享的基因，也并非没有自己的“开源”。往前看，判例被公开，被引用，被改编，被发展出新的论证，从来没有人给判例付过版权费——整个判例法体系，就是一座已经运转了数百年的知识库。往近处看，从自媒体时代开始，选择市场化发展的法律人一直在成规模地输出：专业文章、短视频、直播，以知识的规模化传播换取少数人的信任。当然，大家此刻正在阅读的这篇文章，本身就是这种输出的一个样本。

但以上述三层土壤的标准衡量，这种“开源”与代码世界的开源，形似而神不同。程序员开源的对象是生产资料本身，那段代码真的可以运行，可以成为别人的基础设施，而法律人的基础设施很难真正开源。所谓的各类模版，更像是可迁移性极低的开源项目，换了用户就很难沿用，因为法律工作中的相对方变数实在太大。同时，制定诉讼策略时的推演、交易结构的设计、对具体案件和当事人的判断，又非常抽象。就像一篇法律人的专业文章，它的价值没有一个稳定的编辑器来检验。插句题外话：获客的逻辑恰恰有赖于这种不可完全验证，总要真的委托，才知道功力的深浅。

进而，从三层土壤的角度反观：法律用自然语言写就，“合理的”“必要的”“重大影响的”，诠释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设计出来的；法律没有裁判机器，一份合同写得是否周延，往往要到争议发生、对簿公堂之日才有答案；法律经验大量服务于对抗，谨慎地保管经验是理性的选择，算不上行业的陋习。至于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法域差异、意识形态隔阂，追根溯源，更像是这三层缺失的结果和放大器，而非第一因。

不过，进入 AI 时代，法律人的开源模式有了新的形态：有人向外传播自研的 skills，有人集成个人智能体直接对外提供触达难度更低的服务。这可能是法律行业乃至所有知识服务行业历史上第一种可以“运行”的知识形态：别人把它装进自己的 AI，是真的可以执行的，好不好用，用不同工具来运行，是真的能快速见分晓的。换言之，技术第一次为法律技艺提供了接受“机器裁判”检验的可能。只是目前，skill 的传播与个人智能体服务，大多还仍停留在“可用而不可看、不可改、不可再分发”的阶段，价值上接近服务的延伸，还能沉淀成 Unix 这样的公约数 或是 Linux 这样的通用底座。

四、所以，我们的代价是...

网络上流传着一幅漫画：现代数字文明被画成一座高塔，塔身是各大科技公司的生意，而支撑整座塔的，是某个小城里一位无名维护者多年来默默维护的一个小项目。

2021 年，开源组件 Log4j 被曝出严重漏洞，全球的政府机构和大型企业连夜处置，而这个支撑着大半个互联网的工具，核心维护者只有寥寥数人，没有报酬，全凭业余时间和责任感支撑。

追踪这些事件的过程中，我得出了一个有点“中二”的结论：法律人一直在为持续泛化的开源精神承担着什么，且更加切身。开源精神并没有停留在代码世界，它改造了所有人对“服务该值多少钱”的预期：免费的工具、免费的文章、免费的模板唾手可得，且 AI 做任何事都要快过人。按小时计费的专业知识服务者，便不得不一再回答为什么值得收费这样的问题。这是开源时代加诸法律人的第一重代价，一种无声的贬值。

第二重代价是，这个气质上试图绕开法律的世界，从未真正脱离法律，至少收拾局面时用得到。比如，各大开源基金会之所以能够持有商标、雇佣员工、应对诉讼，是因为法人制度在托底。即使我们认为，合规性应当出现在开源的过程中而非只作为收拾残局的角色出现，这样的价值也可能越来越难被发现。

而开源精神看似站在法律的对立面，也还是运行在法律浇筑的地基之上。它更像一条河的两岸，一边负责让信任自由流动，一边负责让这种流动不至于失控。

五、写在最后

作者介绍

李泽辰 数智赋能与商务顾问 业务领域：人工智能、企业内控与反舞弊